文／杜 娟正规配资炒股平台网址
将大种蔬菜视为解决危机的“最后一个法宝”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陈云就已充分认识到副食品对百姓生活的重要性。1957年7月，陈云召开13个省、市的蔬菜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保证蔬菜供应的具体问题上，陈云不仅强调“蔬菜种植面积必须有安全系数”，而且强调要使农民能够获得利益。他在《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的讲话中指出，一方面，保证蔬菜供应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种植面积，而且要打上“安全系数”；另一方面，即使“蔬菜种植面积大了，还要保证农民能够得利。要合理规定价格，不能‘菜贱伤农’。农民无利可得甚至亏本，是不行的”。
1960年下半年经济困难时期，为帮助群众摆脱困境，陈云先后到河北、安徽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后，他认为“工业支援农业”是解决困难的基本途径，但考虑到当时中国生产落后的实际情况，陈云提出只有靠多种红薯、瓜菜等办法来渡过难关，即所谓的“瓜菜代”。他说：“就全国来说也是如此，不增加红薯，粮食过不去。化肥、拖拉机马上生产不出来，粮食增长一下子来不及。今后两三年，只有多种薯类、多种瓜菜两个办法。”他反复强调，“没有别的出路，就是多种薯类和瓜菜”，而且今后几年都要坚持粮菜混吃、“瓜菜代”的办法，以渡过粮食难关。
11月29日，在浙江考察时，陈云将解决群众最迫切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办法归纳为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多搞瓜、菜、代食品”。他认为，“瓜菜代”对解决当时的粮食困难不仅十分重要，“是最后一个法宝”，而且非常紧迫，“两三年内都要抓紧”。陈云“瓜菜代”的办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报告时说：“陈云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
对蔬菜的供应和贮藏工作多次作出指示
无论是经济建设的困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年代，陈云都始终如一地关心着百姓的蔬菜问题。陈云不仅将大种蔬菜、“瓜菜代”粮作为解决危机的“最后一个法宝”，而且更将这一应急之需视为常态之举。他说：“无论灾区还是丰产区，灾年还是丰收年都要这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城市的蔬菜供应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考虑到蔬菜问题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陈云连续对蔬菜供应、贮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委经常开会研究蔬菜问题，至少一年四次。对于首都北京，陈云更是多次过问，甚至将北京市民冬季最关心的大白菜视为“政治菜”。
1979年秋末，陈云正生病住院。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将有雨雪天气时，担心群众冬季吃菜问题，便不顾自身病痛，拉着身边工作人员急切地询问道：“你们看见菜市场和大街上的人们，买过冬的大白菜了吗？要降温了，菜农应该抓紧抢收才是，免得遭受损失。冬天人们不能没有菜吃。”当听到“现在机关食堂和市民们正在选购大白菜准备贮存”的回答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经过陈云的多次过问，从1980年开始，北京市委、市政府为统筹领导冬贮白菜集中上市工作每年召开秋菜供应、贮存工作动员大会，对冬贮白菜实行统购包销，计划管理。还成立了北京秋菜指挥部，一般由副市长挂帅，农业、商业、交通、公安、气象等各部门一起协助配合，每年要在10多天的时间里完成几亿公斤大白菜的砍收、运输、销售和贮存任务，犹如一场紧张而忙碌的战役。
为了让老百姓在冬春季节能吃上物美价廉的大白菜，1982年、1983年，陈云又连续对北京的冬贮白菜供应工作作出具体指示，要求切实做好冬贮白菜的收贮运销工作。
1982年10月，陈云针对北京、天津多次发生的烂菜问题写信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信中写道：“北京、天津烂菜问题是一个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霜降已过，11月8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因为菜烂与不烂，只有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大白菜是北京市民的当家菜类，必须安排在前。”
1983年11月8日，针对大白菜的供应工作，陈云提醒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今年北京市冬贮大白菜的供应工作比往年好，但听说买的人少。要想点办法，尽可能多卖一些，不要让大白菜冻在街上。”
冬贮大白菜供应工作结束后，北京市委、市政府就蔬菜供应情况专门向陈云作了汇报：经过几年来的不懈努力，北京市的冬贮白菜供应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基本可以做到收得快、运得快、销得快、贮得快，既不冻菜也不冻人，得到了群众的称赞。陈云看后感到很欣慰，但细心的他很快发现城市居民存菜条件出现了新的变化，意识到这可能对冬贮白菜供应工作产生持续而重要的影响，因此，他在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贮藏有困难，但春节后吃不到便宜的大白菜又有意见。这件事要由北京市委拟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才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了落实这一批示，北京市委、市政府对下一年的大白菜和其他蔬菜的生产、贮存、供应、价格等问题进行研究，然后就具体安排向陈云再次提交报告。陈云在报告中“适当减少郊区的大白菜生产，在远郊如河北省邻县产菜区相应多定购一些，并组织好就地贮存，以备后期上市”旁边批示：“这一条必须由市委、河北省商量好。其他都同意。”
经过陈云的多次关心和指示，1984年冬贮白菜的供应得到了很好的落实。这一年，在冬贮白菜上市前夕，北京市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了大白菜的收贮运销工作。会议决定，11月提供2.55亿公斤白菜，比上年少0.5亿多公斤；增加后期贮存数量，12月至次年3月有货源1.13亿公斤，比上年同期实际销售多安排2250万公斤，以保证后期市场供应。经过妥善安排，北京市有效地解决了居民的贮藏难题，确保居民在春节后能吃上便宜的大白菜。由此，陈云对百姓的吃菜问题，关心之细、关心之深、关心之久可见一斑。
关注其他副食品管理和供应问题
除了蔬菜，陈云还始终关注国家的其他副食品管理和供应问题。他说，人除了要吃饭，还要有一定的副食品。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主食和副食是严格分开管理的。1953年11月，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向中央的报告》。他指出：“副食品为城市及工矿区广大居民每日生活所必需，较主食消费比还大。由于生产非常分散，供应十分集中，季节之间、城市之间的调剂都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放松了对副食品的经营和对市场的管理，便会发生供求失调，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这些副食品的供应，不但在五一、中秋、国庆、春节等节日，各大城市和工矿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局面，而且猪肉、蔬菜在个别城市常常供不应求。加强副食品的经营，已成为国营商业急不可缓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里，中国的生猪产量一直在增长，1950年达6000万头，1951年达7000万头，1952年达8000万头，1953年达9000万头，1954年6月达到1亿头。但是1955年以后出现了下降趋势，1955年6月降到9000万头，1956年6月又下降到了8000万头。
生猪产量下降，市场供应不足，引起了作为主管国家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高度重视。1956年6月12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猪肉在大城市是维持了，中小城市却很紧张，人民是有意见的。我问过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问他吃多少肉，他告诉我，去年吃了两次肉。”11月，陈云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了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和建议。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针对不加区别地一切归合作社经营的现象，陈云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一部分副业生产是必须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但是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对于猪肉问题，1957年1月9日，陈云在商业部党组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崽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
“大跃进”运动之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全国面临严峻的困难，粮油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全国城乡大面积爆发浮肿病现象，有的地区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情况。为此，陈云提出要组织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等措施。在猪的饲养方式和猪肉的供应问题上，陈云建议将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保证每人每月半斤猪肉，争取明年年底再增加半斤”。
在缺少肉类和蛋白质的情况下，陈云大力推广食用大豆来克服营养不良问题。那时，因为口粮减少，国家工作人员吃不饱饭，身上软弱无力，上班时连上楼梯都感到吃力。陈云知道这一情况后说，国家工作人员任务很重，如果体质继续下降，将会影响正常工作，我们应当想办法解决一下。当时，陈云的夫人于若木看到国家科委内部刊物《科学实验研究动态》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一天能有二两大豆就可以解决问题。于若木便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陈云。陈云看后立即召集营养学家座谈协商，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战争年代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干部和部队的食谱，当了解到当时机关干部和部队以小米干饭为主食，盐水煮黄豆为主菜，一日三餐，天天如此，虽食谱单调，但从没发生过浮肿现象后，陈云立即发电报给东北，调大豆进关。
陈云在《对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意见》中指出：“城市居民营养不良已经三年……怎样解决呢？肉不行，油也不行，最有效的是豆子。如果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按八个月供应，大体需要十二亿斤。一斤豆子可以做成五斤嫩豆腐，一个月十五斤豆腐，平均每天吃半斤。这种办法现在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证。豆子要发给个人，不能发给机关单位，免得又榨了油后再用豆饼做成豆腐。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第一，增加了粮食；第二，增加了工资。”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体质下降问题，陈云提出每人每天发一两大豆。他说，据计算，一个人一天起码需要70克蛋白质，一两大豆含20克蛋白质，在缺少蛋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在陈云的建议下，城市每人每月供应1500克大豆、250克猪肉、250克鱼，以保证人民的蛋白质摄入量。当时国家工作人员每月可以领到1500克大豆，由于增加了蛋白质的营养，人们的体质有所增强。
除每人每月1500克大豆之外，陈云经过调查又提出让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并将其列入了年度计划。他建议有关部门拨一些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加一些捕鱼网具，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以增加鱼的供应量。他说：“如果一年增产十五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周恩来对此大为赞许，认为“陈云为人民群众的生活不仅亲自规划，而且考虑细心、周全”。
为了争取更多的粮食进口，回笼货币，陈云还建议对副食品“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实行特殊的政策。当时，中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不容易打开销路，但农副产品销路有保证，而且这些产品生产周期短，见效快。因此，陈云主张靠出口农副土特产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来换取外汇。他说：“现在有进口200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么，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为此，陈云亲自抓外贸出口工作。同时，他建议实行高价商品政策，在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价糖和其他高价商品。他说，糕点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小事情，却能缓和人心，增加营养，回笼货币。这些政策不仅满足了那些手中有钱却买不到东西的群众的需求，而且帮助国家和人民渡过了难关，稳定了居民生活，因而深得人心。
陈云有个经常逛市场、百货店、公园的习惯，时刻关心并掌握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市场变动情况。北京的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中山公园、天坛公园、百货大楼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喜欢在公园与花匠、游园的群众聊天；他习惯逛百货商场看商品的档次和货物品种，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尤其是经济困难时期开始卖高价商品时，陈云经常都去商场仔细了解卖了多少斤糖、多少斤点心，回笼了多少货币等，从日常生活中去观察和关心群众生活，去观察和思考国家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衣食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营养不良的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营养不平衡的问题却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增加营养知识，追求食物的多样化和营养的均衡化。可见，陈云当年把营养干预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是有战略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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